领袖眼中的领袖：毛泽东如何评价孙中山？

文/邵明众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与毛泽东是两位前后相继、影响深远的领袖人物。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对孙中山这位“伟大领袖”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评价，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对另一位革命家的历史判断，更涉及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自身的革命谱系、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以及如何建构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等重大问题。纵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从五四运动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在大量讲话、文章和著作中反复提及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相关论述绵延数十年。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经历了从“批判地继承”到“继承与超越”的深层转变，这种变化既反映了中国革命形势的演进，也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遗产的辩证态度。 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人们有了“一层觉悟” 毛泽东与孙中山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春，毛泽东正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第一次读到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深受感动，连夜写文章张贴在学校墙上，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表明了他对孙中山的推崇。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多年后他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文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银元的月薪）。”这段亲身经历，使毛泽东对辛亥革命既有切身体会，也有独特的观察视角。 191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他评价说《湖南公报》能看到这些演说，但《大公报》却看不到，“为可惜也”。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再次提及“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1917年春，毛泽东致信宫崎寅藏（白浪庵滔天），对其支持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事业深表钦佩。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孙中山及其革命。 ◆《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年七八月间，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第一次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具有独立思考色彩的评价。他在文中写道：“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1920年，毛泽东致罗璈阶（罗章龙）的信中评价说：“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这里的孙黄指的正是孙中山和黄兴。毛泽东经过反思认为，主张改造社会应有一定的主义做旗帜，他说：“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当然，毛泽东并非简单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就。恰恰相反，他同时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肯定辛亥革命使人们有了“一层觉悟”，即“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正是在这种既肯定又批判的分析框架下，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早期评价呈现出一种辩证的特征：他尊敬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帝制的勇气，但也清醒地认识到这场革命因缺乏广大民众参与和主义宣传而存在先天不足。这种既承认历史进步性、又指出阶级局限性的态度，成为他此后评价孙中山的方法论基础。 二、“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是国共合作正式确立的标志，也是毛泽东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的历史时刻。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记载，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并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代表编号为39号。 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发言。1月28日，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即予以反驳，廖仲恺等多数代表支持。毛泽东抓住时机提议：“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右派的提案随即被大会否决。 1月29日，大会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比例来分配议员席位，提出此案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这一提案最终未获通过。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时